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30周年之际，于11月17日在广州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人口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研究所所长辛宝英受邀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作者：张建武 齐天骄  徐诗熠，来源：中国人口科学官方微博

一、 新经济、新形势下的新就业理论与政策

关于新经济与新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的演讲。他认为，新经济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其中，“新技术经济”是指以研发新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新业态经济”是指利用新的科技成果、新兴技术组织生产要素，从现有产业中衍生的新环节、新链条、新商业运行模式。新经济作为新的动能，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由于新经济具有市场性和计划性的融合、标准化和差异化的融合、生产和消费的融合、金融属性和实体属性的融合、竞争性和垄断性的融合等特点，在新经济中，市场性和计划性已经开始融合。

FDI对中国的就业具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国内就业影响。姜巍教授研究了中国近些年的OFDI对国内就业影响的整体效应与区域差异，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通过大量吸引FDI流入和出口扩张拉动国内就业与增长。

不论在经济危机前还是经济危机后，政府在促进就业中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自2002年引入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就业资金投入不断加大，2016年中央财政就业专项资金达438.775亿元；就业促进政策种类也不断增多，包括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公益性岗位、小额担保贷款等。李锐教授基于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验证个体和宏观因素在不同政策项目选择中的地位，并据此对项目进行分类，分析不同类型的项目中是否存在“撇脂效应”及其严重程度。

人口老龄化是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中国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这一新问题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给也带来挑战。王桂新教授通过数据进一步说明目前的日本老龄化程度，介绍了少子化及不同就业层次的老龄化。并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进行了对比，提出以下建议：（1）充分认识老年劳动力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人口红利”；（2）坚定不移地贯彻就业优先战略，鼓励雇用老年人，创新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形式，创造雇用老年人的岗位与环境；（3）推进积极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产业；（4）制定老年劳动力雇用法。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权利；（5）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内增设老年劳动力雇用相关管理服务机构。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人口、产业与就业新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者的关系，逯进教授基于中国31个省份1993～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并运用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及耦合特征，并结合空间重心距离分析，讨论了三系统耦合的时序变化、空间分布及匹配状况，以此审视了当前中国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就业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但中国的官方发布的数据当中忽略了很多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张抗私教授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 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间也存在较高的工资溢价现象，非正规就业者不仅面临工资薪酬比较低问题，且往往在边缘化、较低端行业进行劳作，就业质量一般也比较低。张抗私教授认为，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分布低分位数水平上的差异造成的；正规就业者与异质性的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工资差异均符合“黏地板效应”。

就业培训既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国家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源泉。但政府决策面临财政约束和压力，需要进行政策取舍。胡永远教授对公共培训和私人培训效果进行了比较，认为公共就业培训的效应普遍不强，针对不同群体，培训效果也差异很大；而中国的培训效应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参与公共培训没有显著的工资效应，却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

目前中国建立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和贸易面临“人口红利”耗尽的局面，就业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有学者根据对38个行业的数据测度，发现很多行业就业出现了更多的跨行业配置，尤其是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的作用差异比较明显，体现在对外贸易对产业更新换代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则不显著；但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城市抓住契机大力发展制造业。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减等因素的影响下，制造企业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加速弱化。有学者以东莞为例研究了东莞制造企业“机器换人”对人工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机器换人企业会显著减少用工人数，在劳动供给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因为新技术型的机器换人使劳动需求减少，抑制了工资持续上涨。此时，大专生聘用比例的提高也并没有减少企业用工人数，没有出现以高薪资的高技术性工人替代现有工人的现象。

三、 新常态下的人口城市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

童玉芬教授通过计量方法，在区分了北京市的基础行业和非基础行业，以及非基础行业中的生产性服务行业与生活性服务行业后，提出在保证当前首都核心功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首都最低人口规模应小于那些规划的人口规模，如2020年的2 300万人口。规划的人口规模与最低人口规模之差就是需要疏解的人口。按照2015年实际值和2010～2015年平均值计算，北京最低人口规模分别为1 640万人和1 825万人；北京市维持核心功能的就业人数为327万左右，人数总计为635万左右。据此，首都功能的运行建立在特大城市本身基本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离开城市本身的功能谈首都功能是很困难的。疏解北京市非首都核心功能绝不意味着将核心功能以外的产业和人口都疏解出去，而是应该适当保留相应比例的生产性配套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产业与人口。

城市化是劳动力在城乡及城市间转移的动态过程，研究交通拥堵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对于理解交通拥堵在区间联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有学者基于空间关联视角，利用中国2003～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研究城市道路交通密度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城市自身及其他城市交通密度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发展趋势，且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道路交通密度超过最优密度值，已出现明显的拥堵效应。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经济结构、就业、人口等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胡必亮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况、问题与前景”的演讲，他从“为什么、干什么和怎么干”3个方面详细地介绍来“一带一路”的背景，并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沿线国家的近况与问题，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1）能源优势十分显著，供需合作前景广阔；（2）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互补发展潜力巨大；（3）结构转型已经启动，外力推进空间不小；（4）目前挑战仍然严峻，“一带一路”助力解决；（5）政治治理水平较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6）需要确定未来发展战略，明确重大政策选择。全球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后，从9%的经济增长下降到6.5%，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因此提出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到国外去创造新的经济。“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面对全球，覆盖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各个国家都要把自己的发展战略与全球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一带一路”也非常契合联合国2030年的发展战略，使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工业上存在很多的需求，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

此外，与会者还对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劳动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同时需要对人口、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进行调整，以适应改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