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各方力量都在试图进入乡村。

针对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日前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称，中国乡村目前正处于最好的时候，因为终于又有人来关心乡村，人们也在重新反思“乡村的现代化，不一定是要实现高度城市化、工业化”。

他认为，如果没有想清楚一些问题，比如城乡关系、乡村本身的发展，过强的外力进入农村很有可能给农村带来一次新的，甚至更大程度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无法挽救的。

在刘守英看来，外力进入乡村，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带来资金、人员和政策等，但也要考虑，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乡村想要的。事实上，在未来，整个中国的乡村谁能活下去、活得好不好、活成什么样，外力都只是一时的，根本的是乡村本身内在的力量、制度、乡村关系，还有乡村本身的组织，这些决定了乡村到底能否持续活下去。

农村经历的四次外力进入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村在没有外力进入的时候，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梳理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现，乡村在100多年来，受外部力量影响，发生了四次较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乡建派，纷纷走进农村，寻找救亡之路。这源于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主体人口和经济都在乡村，国家的救亡要从乡村去寻找出路。

刘守英称，在中国，乡村原本的结构是农工、农副的有机结合，农民靠农业来维持生计，搞副业、手工业来找到活路，这背后有赖于城乡之间的对流，资源可以进行交换。另外，乡村治理基本上是自治，乡绅作为自治的代理人，在乡村维持乡土秩序和规矩。然而，当时面临的问题在于，西方势力进入以后，破坏了原来的一些结构。比如，严重冲击了江南乡村的手工业。于是，农业就只能承担起乡村的所有生计和生活。显然，这是无法继续维持农村的稳定结构和生活方式。

第二次在于新中国建立之后，整个国家为全面实现工业化，最终形成了利用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格局。

刘守英评价称，这一次进入农村的外力比第一次力度更大，是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改造乡村的制度，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这算是中国乡村历史上，从结构到制度，再到城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一次。

第三次外力进入就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允许农民搞乡镇企业。这一轮尽管也是外力的作用，但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的城乡关系、农民状况、乡村发展最好的时候，城乡差距最小、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业经济最活跃的时候。

如今，乡村振兴上升到中央的战略高度，其背后跟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路径有很大的关系。

刘守英表示，在中国开始城市化、园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之后，城市、园区就处于绝对强势优势地位，大城市一片繁荣，园区蓬勃兴起，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乡村的产业，越来越窄化成单一的农业产业，非农产业、小城镇都变得越来越衰弱，形成了当前城市与乡村越来越不匹配的格局。所以，面对城乡失衡的情况，农民就只能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来。

村庄不会死，只有好与不好

既然中央重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那么，如何评判村庄的好与坏呢？

对于外人来说，走到村庄以后，往往看到只有老人、狗、破房子，就认为这个村子是死的，在刘守英看来，这样的判断是不对的，实际上，村庄是不会死的，只有好和不好的区别，而所谓的“好”，就是村庄找到了一套秩序，这套秩序可能比经济指标更重要。

其次，要评价这个村庄好还是不好，关键是要看人们愿不愿意回来，对村庄还有没有念头、想头，是否还有寄托，每个在外面的人和本地的人，对自己村庄的依恋和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村庄的经济活动，是否可以很好地维系整个村庄。

刘守英表示，当任何外力进到乡村的时候，都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乡村的命运会如何，二是乡村能接得住什么，三是乡村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今社会已经发生巨变，村庄的秩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农村的人地关系、人村关系、人际关系，还有乡村的产业形态，农民谋生的方式，还有城乡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各种力量进入，如何重建村庄的有机结构，是头等大事。

他说，乡村振兴一定是乡村各个要素能够有机配合，光靠一种力量，是搞不成的。所以，如果企业对农村整个结构的重建，没有找到规律，或者认识不深刻的话，就可能走到死胡同。

因此，一定要首先考虑到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乡村哪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外来要素进入后，要去填补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的整个结构重建起来。

其次，乡村未来能不能持续性地活下去，核心是生产要素是否能够很好地组合。未来的整个乡村，应该是各种要素如何在乡村实行新的组合，使得农业跟工业、乡村的产业跟城市的产业形成竞争性，这才是未来乡村现代化的根本，也是未来乡村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重构城乡关系。乡村靠自己是活不起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打通城乡。如果把农村和城市断裂开，去找出路，很大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刘守英称，现在整个理念上最难、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重构城乡关系，真正让乡村跟城市处于平等地位，让乡村利用自身资源去跟城市形成对流。

“活化”村庄一定要坚持多样性

那么，村庄该如何“活”下去呢？在当前情况下，要么是有内生动力，要么是有外面要素进入，跟乡村融合到一起。

刘守英表示，核心是乡村的土地上，能够长出值钱的东西来。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农业可能会有一场革命，就是农业产业会提高回报。其次，农业跟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会提高，不再简单是一二三产的融合，而是提升整个乡村的要素价值，比如土地、文化历史遗产，还有自然、人文环境。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未来乡村“活”起来的重要因素。

此外，村里面一定要有愿意奉献、肯牺牲的人出来做带头人。他认为，每一个村庄都有村庄的活法，其背后是每个村都有自身的基因，基因不同，就决定了未来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去学着谁去走，一定要坚持多样性，把自己的路闯出来。

对于外来要素来说，要找到和农村本地要素融合的办法，真正融得进去村庄，获得农民的认可。其标准就在于，是不是真能把村子搞起来，帮农民比原来过得强。

最后，要继续寻求顶层设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