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就其所处发展阶段而言仍然偏高，因此，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本文指出，在劳动力结构调整仍然滞后情况下所出现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深层的悖论，即虽然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使农业生产开启了机器替代劳动的过程，但是，农业未能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实现与非农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趋同。本文尝试从户籍制度制约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经营规模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阐释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在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助发展经济学的3个经典模型及其所强调的劳动力转移重点任务，对进一步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 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一、引言
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就面临着一项历史遗产，即农业中积淀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实行家庭承包制改变了缺乏激励性的生产队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方式，使得这种劳动力剩余显现出来。进一步地，在人民公社体制和票证制度等被废除之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并在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具有特征性意义的现象。这个过程又与一个特有的人口转变阶段相重合，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依赖型人口增长速度。这赋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以快速增长的特点。
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文献，长期忽视这样一种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愿意看到自身理论假设与这种发展类型特征之间的抵牾。它们不仅把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束之高阁，也对具有典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误读和误判。相反，早期发展经济学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经济发展类型，迄今仍然有助于人们认识特定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
首先，刘易斯称之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或二元经济发展。在其著述中，他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以及这个伴随着资本积累扩大和工业扩张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且可以成为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国家的发展模式。
其次，同一过程也可以称为“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揭示了刘易斯模型暗含的假设，即由于劳动力等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因而，从国民经济层面上看，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得到提高。这个由于产业结构变化而导致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库兹涅茨过程”。
最后，即便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一个发展类型或阶段，索洛式的经济增长类型对于认识二元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新古典增长可以作为对二元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反事实观察的一个参照系。前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从理论上就暗含了打破新古典增长中资本报酬递减魔咒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既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终究要消失，新古典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结束之后的下一步走向或归宿。
在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与此同时，相比经济史上其他类似的发展经验，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也具有明显特色，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剩余劳动力得以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跨城乡、地域、产业和行业流动，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非农产业。因而，这一过程也发生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完全体现了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改进。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实际劳均GDP）提高了16.7倍，其中，资源重新配置所做出的贡献达44%。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也是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即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高资本报酬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较快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较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最终，中国经济迎来了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正如刘易斯理论所预期的，一旦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的速度，一个经济体终究会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劳动力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并且拉动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在中国，这个转折点以民工荒的形式最初显现于2004年。2010年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负增长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这种负增长通过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等经济增长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因而，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自2012年以后出现常态下行。
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无疑从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类型从二元经济发展转向新古典增长。相应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与特定人口机会窗口相关的要素驱动型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已经耗尽。本文论述表明，发展经济学经典文献对于认识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着眼于探索如何把劳动力转移过程进行到底，通过揭示这个发展阶段劳动力转移的关键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尚未完成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奇迹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赞叹。这一发展成就不仅仅表现为GDP总量的增长，还表现在由诸如城市化进程体现的结构变化上。例如，1978～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更具有可比意义的处于相同人口转变阶段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5%）。
城市化本身就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直接从农业劳动力比重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6年的27.7%。笔者的估算则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果比统计数据所揭示的更为显著，近年来实际农业劳动力比重可能再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这种转移效果也表现为城乡普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率持续上涨。这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弱化，这个变化如果发生过快，则会使经济增长减速超过可以承受的程度。
固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享受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终究也会消失。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问题在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真的耗尽了吗？是否还存在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重新配置的空间呢？下面，本文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观察，通过数据来回答这个经验性问题。
图1显示了89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与农业劳动力比重之间的关系。图1（a）和图1（b）都尝试揭示同一个事实。图1（a）显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这来自于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或被称为铁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图1（b）将图1（a）进行局部放大，以便把中国所处的位置突出出来。从图1（b）可以看出，相对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是偏高的。即便按照笔者重新估计的数字，即农业劳动力比重比这里显示的数字低大约10个百分点，这一比值也仍然处在偏高的水平上。
再进一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继续下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中国正处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过渡的阶段。在图1（b）中， 2015年人均GDP处于中国水平之上至13000美元（当时，大约12600美元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分界线）之下这个区间的国家被标识了出来。其中，所有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都显著低于中国。通过计算除中国之外的其他14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算术平均值，可以发现，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入场券，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12.6%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话，农业劳动力比重需要再降低15.7个百分点。即便按照笔者所估算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中国也还有约6个百分点的距离需要缩小。
如果把这些国家作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人均收入赶超的对象，它们也应该被作为就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参照。也就是说，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任务，就是进一步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的时候，中国劳动力转移速度就放慢了？例如，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从2007～2012年的3.6%下降到2012～2017年的1.0%。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这一减慢，似乎成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就业份额下降”规律的一种例外情形。对这个“例外”做出解释，有利于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领域的制约因素，以便打破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瓶颈。
三、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
按照经济学原理，当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时，农业与非农产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格局就会得到调整。这个调整过程不言自明的结果应该是出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即便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同一化。然而，事实却是，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虽然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大量转移，并且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是，预期的劳动生产率趋同现象却没有出现。
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曾运用统计数据和自己重新估算的数据，分别计算了以劳均增加值表示的三大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参见蔡昉，2017）。总体来看，1978～2015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5.5倍、13.5倍和5.2倍（基于统计数据），或9.0倍、11.7倍和4.3倍（基于笔者自己估算的数据）。由于这里关心的是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对水平及其变化，所以，将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基准（即令其为1），进而观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见图2）。由图2可以看出，与经济理论所预期的不同，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发生显著的趋同。
进一步来看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和相对现状。从基于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看，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一直大幅度地高于第一产业，其2015年的实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第一产业近16倍的水平；第三产业尽管没有这样的增长势头，但是，其2015年实际劳动生产率也仍然保持在第一产业4倍多的水平上。如果按照笔者重新估计的劳动力分布数据计算，在1990年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与另外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变化状况；此后，其差距拉开；到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8倍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其差距是降低了，但绝对差距仍然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大约3倍。
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说，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一系列预期发生的现象皆发生了：不仅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乃至迎来了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具有明显劳动节约型特点的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另一方面，上述现象应该导致的结果却没有出现，即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在产业间的趋同。与此相关的一个统计表现则是：农业的就业份额下降滞后于产值的下降。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所独有。即便是如今的发达国家（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大大快于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过程需假以时日，两者之间的离散现象会持续较长时间。或者说，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趋同，要到人均收入达到很高水平时，农业劳动力被充分输送到非农产业时才真正开始。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别取决于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前者受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后者则受到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并且，分母和分子又是互为条件的，例如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阻碍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的户籍制度的顽固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即其仍然发挥着干扰经济发展规律、阻挠生产率在产业间趋同的作用。如果进行深入考究，即从农业生产函数角度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另一个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的事物，那就是农业的经营规模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扩大。
从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的调查数字，到1997年和2006年的两次农业普查数据，乃至最新的估计数据，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大体保持0.67公顷未变。这个规模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2公顷）的1/3。在这样狭小的土地规模上持续追加节约劳动的物质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蔡昉、王美艳（2016）的研究表明，把改革初期1978～1984年的情形与2007～2013年的情形进行对比，粮食生产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则显著地降低了。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物质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出现严重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才导致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表示的是每个劳动力创造的有效产出，而最终产出不仅取决于劳动投入，还取决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面积的制约导致资本报酬低下，抑制了农业产出效率，劳动生产率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提高。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的产生根源在于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或者也可以说，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四、是时候讨论第二个转折点了
笔者在之前提出、争辩和研究刘易斯转折点时，主要的工作是做出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当时面对的主要状况是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部分学者由于误以为刘易斯转折点是以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一致为标志的，因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鉴于此，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之前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意回避了第二个转折点的问题。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现象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后愈显突出，因为此前政策的关注点尚在于解决劳动力过剩从而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问题，此后则越来越重视既定的劳动力投入下农业产出的增长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问题，而这在理论上与第二个转折点密切相关。虽然本文未必要得出第二个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但对其进行讨论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图3显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全过程。其中OYX为农业总产出曲线。这个发展过程的起点是存在过剩劳动力，以OL表示最初使用的全部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即从L向左移动，直至L0点之前，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都是零。从总产出曲线看，从Y点左边开始，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为正数，即曲线上每个点的斜率均大于0。所以，L0或Y点代表着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该点之后，随着劳动力继续转移，劳动边际生产力逐步提高，并向OX曲线的斜率所代表的劳动的平均生产力趋近，直至到达劳动力转移的L1点（对应着产出曲线上的Z点），即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劳动的平均生产力相等，即Z点的切线与OX平行。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标志着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束。此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大于劳动的平均生产力，农业中的工资便不再是由制度所决定的对劳动力平均生产力的分享，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由边际生产力决定。
问题在于，从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开始，既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再为零，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就要求（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否则，这个转折点便被拉尼斯和费景汉（参见Ranis and Fei，1961）所不幸言中而成为食品短缺点。可见，这个转折点十分重要，此前是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此后则要求通过生产方式现代化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以支撑劳动力的继续转移。足见，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要求，是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而不断增强的。由于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二元经济发展变为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已经不再是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关注点。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真正关心经济发展本身而不是满足于构造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必须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从第一个转折点到第二个转折点乃至其后，无论在哪个阶段上，都必须高度重视劳动生产率问题。
所以，笔者在图3中增加了一条曲线OX'，表示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力在OX基础上的提高。这样的话，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支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从图3中可以看到，劳动力可以从L1进一步转移至L2这一点，与之对应的则是总产出曲线上的Z'点，该点的切线与新的劳动平均生产力曲线OX'平行。也就是说，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是无止境的。目前，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3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仅为4%。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主动提高，便是持续的劳动力转移或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支撑。
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已经于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因这个转折点以普通劳动者的供给短缺及工资上涨为特点，而并不以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为条件，因此，这里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第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之后出现负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加快消失。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呢？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个必须由经验研究回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从操作层面看是难以回答的。从本质上说，以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否为零作为判断第一个转折点的依据，以及以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否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作为第二个转折点的依据，都是理论意义上的界定，而在统计意义上并没有如此简单的确定性。毕竟，估计一个生产函数并不意味着完美刻画经济活动本身，各种制度安排和其他干扰因素会使统计表征与经济现实产生偏离。
另一方面，就经济现实而言，以估算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方式对转折点是否来临做出判断也并非必要，毕竟，经济现实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真实表现，比经济学家所估算的生产函数中的系数更为可靠。首先，第一个转折点会以此前从未发生过的劳动力普遍短缺，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更能证明自身。之所以需要识别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是因为它标志着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对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具有全新的涵义。其次，第二个转折点的到来，最终也将表现为农业不再是向外输出劳动力的产业，就业者的进入和退出不再是趋势性的，而是一个常态的职业选择，他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随地发生双向流动。
而且，转折点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事实的一种特征化概括，其政策含义在于从中认识特定发展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找到打破制约的途径。因此，讨论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意味着需要做出其是否到来的判断，本文也无意于估算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而是把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予以观察，着眼于揭示不同阶段的理论和现实要点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五、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3个最经典的劳动力转移（流动）模型，分别为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和费-拉尼斯模型，分别由Lewis（1954）、Todaro（1969）、Ranis and Fei（1961）独创性地提出，相互之间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互补性。需要指出的是，这3个模型都对劳动力迁移进行了全过程的理论阐述，而并非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时期或迁移阶段。
但是，每个模型最突出的贡献点却不尽相同。例如，刘易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而，工业在扩张的过程中，能够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托达罗模型强调劳动力迁移（来自农村的）推力和（来自城市的）拉力，以及各种力量的均衡对迁移过程的影响；费-拉尼斯模型则强调第一个转折点（或如他们所称的“食品短缺点”）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
在抓住每个模型最突出的贡献点之后，为了更好地概括和刻画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化事实和对应的挑战，本文把劳动力转移或迁移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将其分别称为“刘易斯转移阶段”“托达罗转移阶段”和“费-拉尼斯转移阶段”。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也指出了每个阶段在图3中所对应的区间，以及标识重要阶段变化的转折点。
第一是刘易斯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3中表现为L到L0阶段，其特征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不变，减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劳动力转移是“无条件的”。在中国，这个转移过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家庭承包制从局部探索到全国范围推广的时期，终止于2004年，那时，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或食品短缺点就到来了。
在口径上具有一致性的外出（或离开本乡镇）农民工数量调查可以追溯到1997年，本文对其进行一定修正后与2001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连续数据进行了衔接（见图4）；本文研究也获得了2001年以后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数据。虽然此前没有可得的工资数据，但根据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介绍2004年一项调查时的说法，此前20年间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增长，仅为600元左右。按照这个思路，本文假设了一个1997年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并按照每年1%的增长率与2001年实际调查数据相衔接。这样，从图4可以观察到，以2004年为转折点，之前表现出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的特征，之后呈现出劳动力供给弹性减小和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
第二是托达罗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3中表现为L0到L1阶段，即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为正，但仍然小于平均劳动生产力。由于非农产业对转移劳动力的需求保持强劲，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涨持续存在。自2004年跨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就一直处于这个阶段。图4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减慢和工资的加速上涨，恰当地刻画了劳动力转移这个阶段的特点。
由于此时农业中已经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形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力与非农产业工资提高的拉力同时并存的局面。此外，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还来自一系列体制因素，并且往往不是期望的方向。例如，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政策，就产生了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反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要推进相关制度改革才能使劳动力流动畅通。
第三是费-拉尼斯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3中表现为到阶段，即跨越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已经大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根据理论假设，到了这个阶段，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已经相等，似乎劳动力流动已经不再系统性、单向性地仅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相应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不再存在，而应该是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因而，本来没有必要再划分出一个特殊的劳动力转移阶段。但是，有两个理由使得本文仍然要关注这个阶段，甚至超前关注这个阶段。第一，为了实现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无缝衔接，需要把理论上做出的发展阶段划分在现实中予以突破，模糊其边界。第二，实际上，在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几乎不存在下限，甚至各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也只具有理论意义。因此，仍然可以预期农业劳动力的持续且大幅度转移。而之所以把这个阶段冠名为“费-拉尼斯转移”，重在强调必须靠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支撑和驱动劳动力转移。因此，为了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以及打破“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本文虽然以这个阶段为落脚点进行讨论，却旨在强调这个任务是贯穿所有阶段的。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应显著降低，但是，无论是从国际视角进行比较，还是从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未发生预期的趋同现象看，都表明中国的“库兹涅茨过程”尚未完成。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是推进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必需（进而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而且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四化同步”的要求就是要避免农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对整体经济产生“拖后腿”效应。当前，妨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继续进行的因素是体制性的。
户籍制度仍在发挥阻碍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稳定定居和就业的功能。城镇化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户籍制度改革却采取了渐进方式推进，两者的节奏并没有实现完全同步，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了一个缺口。常年外出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使这个城市化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出农民工个人的终身就业周期“有来有去”的特征。只有推进并完成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保持劳动力转移持续进行并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沉淀下来。
不能实现彻底的身份迁移，农民工就缺乏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就业的预期。同时，农村土地流转在上制度存在缺陷，即不能使农民以可支配产权的形式对土地进行重新配置，导致土地流转不充分，不能按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实现规模扩大。从农民工的构成可以看到，不彻底的转移造成对土地流转的障碍。在2017年2.87亿农民工中，40.0%只是在本乡镇内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他们还会兼顾农业生产；46.7%为离开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其家庭其他成员仍然在农村务农；只有13.3%为举家外迁，可能具有转出土地的意愿。此外，在年轻人外出务工而留下的务农人员年龄偏大的情况下，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也会构成对使用现代化生产要素的制约，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际经验表明，以城市化率提高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标志的结构变化，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能有所例外。因此，围绕这个结构变化要求，应该聚焦两个互为条件的目标继续推进改革：一是继续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真正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下来；二是坚持推动以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至少要完成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在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