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学界有人担心，是不是就只提乡村振兴，不提城镇化了。

“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和悖论现象提供了出路。”

城镇化任务远未完成

以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提高速度来看，过去近4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达到3.08%，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贡献为25.6%，超过1/4。

蔡昉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路径有自身特色，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以农村劳动力进城为主要构成因素，离开本乡镇外出劳动力达到1.72亿，其中80%进入到各级城镇。在他看来，候鸟模式背后，决定因素是户籍制度。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

蔡昉表示，讨论中国城镇化的特色，应该注意到城镇化率生产性非常强这一特点。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是劳动力进城为主要构成的因素。虽然这带来了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但这种类型的高速城镇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任务目前远没有完成。当前的城镇化率水平，跟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国家65%甚至更高，还有差距。

城镇化出现两个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城镇化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二是地方政府为了凑城镇化，在统计上做文章。

蔡昉称，在分解每年的城镇化增量由哪些人口变量构成的研究中发现，16%是自然增长（城市人自己生育的人口），5%是农转非（户籍的转变），26%是农民工（常住人口城镇化，中间还要回去），53%为就地转移（通过更改统计口径造成这部分人城镇化）。这部分只是通过更改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效率。城镇化的核心是提高生产力，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核心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整个转向的过程是为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以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16年，全国劳动生产力人均GDP为9.6万元，以此为基准，工业是平均水平的2.73倍，第三产业是平均水平的1.19倍，建筑业低于平均水平，只有68.3%，但也比农业高，农业只有平均水平的30.9%。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的过程，只有沿着劳动生产率攀升的阶梯才是一个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过程。

在蔡昉看来，在城镇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城镇化速度在减慢。此时，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本来需要更加依赖生产力的提高，恰恰这时候生产力提高的动力不足，所以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解决这一挑战的出路，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镇化并不对立

蔡昉认为，在推进城镇化，未来很显然要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只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让农民进城以后真正成为市民，既在城镇就业生活，也能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要达到的目标，这个城镇化其实是不可逆的。但在推进农民工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还要照顾到农村、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多少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到什么水平，而劳动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取决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三者之间相互制约。所以，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但仍然可能要有渐进性，有其历史延续性。

至于农民工返乡，他表示，在彻底完成户籍制度改革之前，终究会有农民工会返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过去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每年出来的人一定大于回去的人，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农村16-19岁每年毕业的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进城，但这部分人口到2014年就到达峰值，在2014年之后就是负增长，支撑每年进城的人口因素就弱化，进城的人就少了，而返乡的人还在继续，两相比较，现在大概平衡，今后几年就有可能造成回乡的人会更多一些。

更多的人返乡呈现净返乡过程，出现生产率下降，导致所谓的逆生产率过程。

蔡昉称，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到要让精英人才到农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通过激发出各类人才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潜力和活力，对农村生产要素进行合理、优化配置。进城是提高生产率，返乡也不会过大地降低劳动生产率。最终结果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同步，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